批评理论“是60年代以来一直在西方流行的一个概念”，概括地说，它是“关于批评的理论”。与具体的批评实践不同，批评理论“关注的是批评的形成过程和运作方式，批评本身的特征和价值。”
80年代的时候，中国学术界对于西方学术著作的翻译曾经红火过一阵子。比如三联版的“学术文库”、中国社科与辽宁大学版的“美学译文丛书”、华夏版的“二十世纪文库”以及上海译文版的“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译丛”等是其中比较著名的几种。在当时的“呼唤现代化”“走向世界”的时代氛围中，这些西方著作的翻译无疑也构成了“现代化”与“世界化”的集体欲望的组成部分。
80年代末、90初的一段时间内，西方学术著作的翻译趋于冷落。这当然是整个学术著作（而不只是西方学术著作）经受中国的新兴准大众文化与准市场文化冲击的一个附带而又必然的症候，同时也似乎与现代化与世界化美梦的受阻隐约相关。90年代的中国人（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普通百姓）对于“现代化”与“走向西方”似乎都有了一种更为现实且不乏矛盾的态度。
但是时至90年代中后期，西方学术著作的翻译又逐渐升温，其中三联版的“学术前沿”与中国社科版的“知识分子图书馆”较为引人注目。与90年代其他一些主要以西方的社会文化理论或政治理论为主的移译取向稍有不同的是，“知识分子图书馆”丛书的选题基本上还是集中在所谓文学理论或文学批评领域。不过在读了这套丛书以后，读者对于“文学理论”与“批评”的概念将会有不同的理解。本丛书所选择的著作或文集都是属于所谓“批评理论”。王逢振先生在“总序”中介绍说，批评理论“是60年代以来一直在西方流行的一个概念”，概括地说，它是“关于批评的理论”。与具体的批评实践不同，批评理论“关注的是批评的形成过程和运作方式，批评本身的特征和价值。”此外，“由于批评涉及到多种学科和多种文本，所以批评理论不限于文学，而是一个新的跨学科的领域，它与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有这样那样的联系，甚至有某些共同的问题，但它有自己的独立性与自治性。……批评理论的对象是关于社会文本批评的理论，涉及到文学、哲学、历史、人类学、政治学、建筑学、影视、绘画等。”我觉得这样的编选眼光是非常值得称道的。首先，中国文学研究（包括批评），一直缺乏一种自觉意识。所谓缺乏自觉意识，是指批评家只在不停地批评这个文本那个文本，然而对于自己的批评所使用的范式、概念系统、价值标准等“元问题”没有批评性反省的精神。记得文德尔班说过：哲学研究的不是具体的知识，而是知识得以获得的条件。如果套用一下这句话，那么，批评理论不是研究具体的作品，而是探寻与反思批评活动的基础与前提，或者说，反思批评是如何可能的。可以说批评的进展主要就是依赖于对于各种批评活动的基础、前提以及范式的批判性反思，而不是对于某种具体的作品在相同的批评范式内的重新评价。
其次，王逢振先生已经讲到，批评理论具有跨学科的性质，它虽然包括文学文本，但是不限于文学文本，而且包括社会文本。这样，它就与文学艺术以及美学以外的诸多其他学科发生关联。在这个意义上，它特别接近于西方目前极为流行的文化研究（culturalstudies）。因为文化研究也具有十分突出的跨学科性，同样以社会文本为自己的解读对象。也许正因为这样，本丛书中入选的许多理论家与其著述，都同时可以被划入文化研究的领域。正如主编王逢振先生指出的，本套丛书是西方著名文学或文化研究专家的自选集。其中像德里达、杰姆逊、福柯、赛义德、伊格尔顿、保罗·德曼等的学术范围都远远超出了文学的领域。比如杰姆逊、赛义德就是典型的文艺研究学者，而福柯、德里达、德勒兹等思想家则与文化研究有这样那样的紧密联系。其中后殖民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方面的译著则属于典型的文化研究。由于种种原因，文化研究在中国尚在起步阶段，即使是圈内人士对于culturalstudies一词常常也是一知半解，或望文生义地泛泛理解为对于文化的研究。我相信本套丛书的译介必将有助于文化研究在中国的深入。
 |
